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、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教官、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、军统西北区区长、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、“国防部”保密局天津站长、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、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景中于1983在香港病逝，病逝前信德，他一直在香港“做生意”。
这位吴景中就是我们在电视剧《潜伏》看到的那位吴敬中，为了方便起见，咱们还是称他为吴敬中，包括引用沈醉回忆录的时候，我们也把“景”换成“敬”：“他是湖北人，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，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，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。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、王崇五、陆遂初、王班联、贺元、徐永年、吴敬中等。这些重要负责人，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。”
吴敬中是1983年才病逝的，沈醉在1980年底去香港与前妻粟燕萍见面，并于1981年1月返回，在港期间，他遇到了很多“老朋友”：“有一些老朋友责怪我老说北京比香港好，有天专找我辩论。他们邀集了十来个人，事先说明：谁辩输了谁请客。我满口答应了。”
展开剩余83%沈醉不愧是当过总务处长的人，那场辩论他赢了，最后请客的还是他：“今天我胜了，还是由我请客。因为我来自首都，应当把祖国这种风气带出来，请接受我这一邀请。”
从这个审议赢了还请客这个细节中，我们似乎不难推断：当时那十来个“老朋友”中，应该没有吴敬中，因为有吴敬中在，绝对不会让沈醉买单，更何况吴敬中原本就是“叛徒”出身，这种辩论他是不会愿意参加的。
沈醉在香港有没有跟吴敬中重逢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我们却要从两方面分析，分析的结果是他们不太可能见面，要是真见了面，沈醉也不敢写。
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，天津解放前，吴敬中抢着上了一架飞机跑回南京，一下飞机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，最后经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蒋经国出面作保，吴敬中才免职开释，然后就去香港“做生意”去了，据说他是在那里搞房地产——当时保密局（后改为情报局）香港站站长，就是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、临澧特训班的同事谢力公。
当时有一个现象不知道读者诸君注意到没有：香港站站长谢力公、澳门站站长程一鸣，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“叛徒”，也都在军统特训班当过教官。
之所以要在“叛徒”二字上打引号，是因为程一鸣是假叛变真潜伏，并于1964年12月完成潜伏任务从澳门带着电台、武器和大批秘密文件凯旋。
老蒋逃到台湾后，就大力整合特务机构，将所有特务的掌控权都交给了蒋经国，不管是“国安局”局长郑介民，还是“情报局”局长毛人凤，都要向“总统资料室主任”蒋经国汇报工作并听从其指挥。
蒋经国把自己两个“叛徒出身”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派到香港、澳门当站长（情报组长），自然有其良苦用心，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将其理解为“海峡计划”——谢力公、程一鸣，在两方面都有“老朋友”，开展工作比较方便。
要是让毛人凤作主，谢力公和程一鸣别说到最重要的地方当站长（组长），他们连台湾都去不成，毛人凤在逃跑前就表示“叛徒”都不会带上岛：“这些除了为求得生命的安全而叛变外，同时还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所以肯真心诚意卖气力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叛变的人只是为了求得不死信德，他们是没有诚意跟我们干到底的。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，去到台湾人地生疏，起不了什么大作用。台湾地方小，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，去了只有增加负担，丢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。”
这就是奥妙所在：叛徒谢力公、程一鸣不但上了岛，而且被委以重任，这显然不是毛人凤的安排，而是蒋经国特别授意，据程一鸣在《军统特务组织真相》中回忆，改组后的蒋系几个特务组织，以郑介民的“国安局”为首，“国安局”可以领导“情报局”，而郑介民又要对蒋经国负责，毛人凤已经被逐渐边缘化，所以香港澳门的特务一把手，是一定要经过郑介民批准、蒋经国首肯的。
蒋经国郑介民的同届同学谢力公和程一鸣都担任要职，跟蒋经国同班的吴敬中在香港只是“做生意”，估计这事儿连一根筋的李涯也不会相信——李涯的历史原型、保密局天津站末代站长、“就地潜伏”的李俊才并没有坠楼，而是自首后进了战犯管理所，并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，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应该见过他。
后来“李涯（俊才）”真当了老师，而且还当了西安草滩农场子弟学校副校长（当年全国各地农场都有公检法和医院、学校，笔者也是农场学校毕业的）、西安市人大代表、人民政府参事，这也是一种“求仁得仁”——他的理想，不是就想让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吗？
放下李涯李俊才不提，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吴敬中：他当年在南京“被捕”，可能是是真逮捕，也可能是假逮捕；他去香港可能是做生意，也可能是承担着两岸联络沟通的特殊使命。
从这两方面分析，我们就会发现吴敬中不大可能去见沈醉，因为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讲聊斋会被一眼看穿，这样对沈醉和吴敬中来说都很不利，甚至还是很危险的：如果吴敬中说漏了嘴，或者沈醉看出玄机，后果他们都承担不起。
要说起最神秘的军统（保密局）将军级特务，吴敬中绝对是其中之一：他的绝大多数“同事”，我们都能找到相关资料，被捉者也都有特赦或死亡具体时间，就连徐远举也写了回忆录性质的《自供状》，沈醉更是几乎“著作等身”只，有吴敬中在1949年以后基本“消失”了。
作为军统少将，吴敬中也算不大不小的一个人物，再加上他复杂的“履历”，他本应格外引人注目才对，但是要不是有一部电视剧《潜伏》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，沈醉的回忆录中，对此人的描述也是云遮雾绕。即使是在《潜伏》中，我们也很难给他下一个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的定义——起码他不像其他特务那样可憎、可恶。
吴敬中是个神秘人物，估计解密他的真实身份还得再等若干年，于是沈醉去香港见了那么多“老朋友”，却对“要好的朋友”吴敬中只字不提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：两人的身份都很特殊，相见不如不见，见了大家都麻烦。
沈醉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搞总务，但他毕竟是行动特务出身，在戴笠言传身教下，也算一个“高级特工”，吴敬中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在军统特训班当教官，拿得出手的“教材”，就是他在苏联“格别乌”学到的政保技能。
两个人都是高级且资深的特务，自然知道什么面能见，什么面不能见，即使沈醉在香港报纸上发布寻人启事，吴敬中也不敢赴约，除非有蒋经国的特别许可或授意，如果吴敬中真向沈醉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，您说沈醉敢写进回忆文章吗？
其实不用沈醉写，睿智的读者诸君也能猜到“海峡计划”的大致内容：小蒋选择谢力公和程一鸣当香港和澳门的特务一把手，又岂会闲置吴敬中而不用？如果吴敬中承担着小蒋交给的特殊使命信德，沈醉还敢见他吗？见了面之后，敢把两人交谈的内容公开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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